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进一步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出战略部署,为新时代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是把党的主张、人民意志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的政治活动。地方立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承上启下”的关键功能:既要确保中央精神在地方落地落实,又要回应地方改革发展实际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如何将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立法治理效能,是地方立法工作面临的核心命题。

一、贵州地方立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

(一)思想引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铸魂固本。

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立法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创新“凡立必学”机制,将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每一件立法项目的“必修课”,在立法项目确定前及立法全过程开展深入学习。建立“对标对表”审查机制,将是否符合和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法规内容的重要衡量标准。这一实践突破了“学习归学习、工作归工作”的“两张皮”困境,实现了理论武装与立法实践的深度融合。其核心在于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从“理论指引”转化为“实践遵循”,从“宏观要求”细化为“具体标准”,确保立法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二)战略对接: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定向领航。

认真对标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贵州的重要指示精神,贵州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指示引领立法工程”。在生态文明领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的殷切嘱托,制定全国首部省级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生态类法规占现行有效法规近三分之一,构建覆盖水、气、声、渣等主要生态环境要素的地方法规体系。在大数据领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做强做优数字经济”的重要要求,制定全国首部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出台大数据安全保障、政府数据共享开放等领域系列法规,形成地方大数据立法矩阵。在民族文化领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不断焕发新的光彩”“要把包括苗绣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好、发展好”的重要指示,制定全国首部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促进条例,发挥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这一实践体现了“政治引领—立法转化—制度保障”的完整闭环。其关键不在于“有多少件首创法规”,而在于建立了将党中央战略意图精准转化为地方制度供给的机制,使立法真正成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转换器”和“稳定器”。

(三)制度嵌入:以党的领导入法入规彰显优势。

贵州省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立法、修法形式,在地方立法条例、实施代表法办法等 40 余件法规中明确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基层治理法规中强化党建引领,明确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探索地方性法规与党内法规衔接机制,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条例衔接《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等党内法规相关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这一实践破解了“党的领导如何具体体现在法规中”的操作难题。其创新之处在于实现了党的领导具象化,将政治原则转化为法律规范,将党内要求转化为制度约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特别是党内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的衔接,探索了“党规国法协同共治”的实现路径。

(四)服务大局:以重点领域立法保障改革发展。

在传统领域,制定乌江保护条例,与云南、四川开展赤水河流域保护协同立法;制定大扶贫条例、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制定矿产资源条例,修订旅游条例;制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在新兴领域,制定数据流通交易促进条例,指导市州开展算力产业促进立法,开展人工智能发展条例立法调研,谋划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立法项目。在民生领域,制定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养老服务条例,制定学前教育条例、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制定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物业管理条例、消防条例。这一实践体现了“党委决策到哪里,立法服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的主动履职意识。其特点在于构建了“传统领域巩固提升、新兴领域前瞻布局、民生领域补齐短板”的立体化立法格局,实现了立法供给与改革发展需求的动态适配。

(五)机制保障:以制度体系实现常态长效。

一是建立立法规划、计划编制制度,立法规划、计划草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前须报请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二是建立重大立法事项请示报告制度,重要法规列入省委常委会工作要点,草案通过前须经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其他法规通过前须专报省委主要领导审阅。三是发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在立法规划编制、法规草案审议、重大制度设计等关键环节严格把关。这一实践构建了“程序刚性”与“实质把关”有机结合的双重保障机制。其关键在于将党的领导从“政治原则”细化为“程序规范”,从制度刚性上确保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二、贵州地方立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启示

(一)坚持政治属性与专业属性的辩证统一。

立法工作既是政治性很强的专业工作,也是专业性很强的政治工作。贵州实践表明,要实现“政治引领专业、专业服务政治”,关键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立法正确政治方向。在立法选题上,围绕省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来谋划;在立法内容上,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具体法律规范;在立法进程上,科学把握立法时序节奏,坚持统筹兼顾、急用先立、急用快立,实现“时、度、效”相统一,分类有序推进各类立法项目落地见效。坚持在省委领导下,加力做好每一件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立法全过程各环节,实现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有机统一。

(二)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的内在贯通。

党的全面领导与人民至上是统一关系。党的领导确保立法工作正确方向,人民至上确保立法内容反映民意。贵州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民意直通车”制度,健全公众参与立法机制,将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立法重点。同时,通过党的领导机制,将分散的民意凝聚为共同的意志,将个体的期盼上升为普惠的规范,实现了“从群众中来”与“集中统一”的有效贯通。

(三)坚持维护法治统一与彰显地方特色的协调平衡。

地方立法既要“不抵触”上位法,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又要“有特色”,体现地方实际需求。贵州坚持宪法根本法地位开展立改废释工作,确保地方性法规符合上位法规定。同时,立足贵州实际,在生态文明、大数据、民族文化等领域开展创制性立法,形成了“上位法有规定的严格执行、上位法无规定的主动探索”的立法策略。

(四)坚持赋权与控权的同步推进。

立法既是赋予权力的过程,更是规范权力、监督权力的过程。贵州在地方法规中普遍设置公职人员法律责任通用条款,明确权力边界,强化责任追究。特别是在招投标、政府采购、公共资源交易等重点领域,细化禁止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的条款,实现了“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

三、新时代地方立法面临的挑战

(一)立法能力尚难满足立法需求的增长。

随着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新兴领域、交叉领域的立法需求快速增长,但地方立法机构在专业人才、技术支撑、前瞻研究等方面的能力储备相对滞后,存在“小马拉大车”的突出矛盾。

(二)立法质量与立法效率尚需协同提升。

面对“急用先立”的现实压力,如何在确保立法科学性、民主性、可执行性的前提下提高立法效率,防止“萝卜快了不洗泥”,是地方立法面临的现实考验。

(三)立法统筹和法规清理工作有待加强。

针对立法“放水”等问题,尚需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避免越权立法、重复立法、盲目立法。针对法律法规体系内部不和谐、不统一、不适应等问题,尚需及时通过开展法规清理工作加以解决。

四、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地方立法工作的建议

(一)构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转化—检验”一体化闭环管理机制,解决“学用脱节”问题,避免学习贯彻流于形式。

一是建立立法前“思想对标”制度。每一件法规立项前,必须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对照检查报告”,明确法规如何体现“十二个坚持”的具体要求,作为立项审查的必备材料。二是推行立法中“思想融入”机制。在法规起草、审议阶段,设置“习近平法治思想符合性审查”环节,由立法工作机构出具专项审查意见,对不符合要求的条款提出修改建议。三是实施立法后“思想检验”评估。法规施行两年后,开展实施效果评估,将“是否体现习近平法治思想要求”作为评估的重要维度,评估结果作为法规修改、废止的重要依据。

(二)坚持“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解决“党的领导如何具体化、程序化”问题,明确各主体权责边界。

一是推动制定“党领导立法工作规程”。明确省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省人大专门委员会分党组在立法工作中的职责权限、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实现“领导有据、运行有序”。二是建立“立法重大事项清单”制度。将涉及重大政治原则、重大改革部署、重大利益调整、重大制度创新的立法事项列入清单,实行清单管理、逐项报批,其他事项由立法机关依法自主决定。三是健全“立法协商”机制。在法规草案提请党委审议前,充分听取政府、政协、司法机关、人民团体、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经营主体等的意见,将“协商”作为党委决策的前置程序,提高决策科学性。

(三)实施“重点领域攻坚、新兴领域前瞻、民生领域托底”的立法工作策略,解决立法资源分散、重点不突出问题,提高立法供给的精准性。

一是重点领域“清单化”管理。围绕中央和地方发展战略,建立重点领域立法需求清单,实行“挂图作战、对账销号”,确保重大战略部署有法保障。二是新兴领域“预研制”布局。对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新兴领域,建立“立法预研”机制,提前开展域外立法比较、技术趋势研判、制度需求分析,条件成熟时及时启动立法。三是民生领域“补短板”行动。针对殡葬服务、托育服务、社会救助等立法空白,开展专项调研,制定“民生立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

(四)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参与途径,解决“民意表达不充分、参与形式化”问题,夯实立法民意根基。

一是拓展基层立法联系点功能。将联系点从“意见收集站”升级为“立法参与站”,赋予其立法调研、草案论证、实施评估等职能,建立联系点、代表联络站、社区网格的民意收集网络。二是推进“立法听证会”常态化。对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社会关注度高的法规草案,原则上应当举行立法听证会,听证笔录和意见采纳情况向社会公开。三是建立“立法民意采纳反馈”机制。对公众提出的意见建议,推行“采纳或者不采纳—说明理由”全链条闭环反馈机制,让参与者感受到意见被尊重、参与有价值。

(五)强化立改废释全生命周期管理,解决“重立法轻实施、重制定轻清理”问题,维护法治统一。

一是建立法规“健康体检”制度。每五年对现行有效法规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每年根据上位法变动情况开展专项和动态清理,及时修改、废止不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的法规。二是强化“立法后评估”刚性约束。将立法后评估作为法规修改、废止的前置程序,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三是完善法规解释机制。对法规实施中遇到的理解分歧,及时作出立法解释,避免“同案不同解”,维护法律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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